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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给百姓发放的福利和政策,不经意间,就有可能成为官员敛财、盘剥百姓的工具。
无论国家设置多少道防线,政策标准写的多么清楚,总有人能发现条文的漏洞,然后钻进漏洞瓦解防线,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。
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,根本原因就在于,管钱的和发钱的往往是同一批人。
最终,国家为了避免漏洞继续扩大,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,便只能把涉事人员和福利政策一起停掉。
可以说,钱权不分、监守自盗、转嫁百姓、再一刀切断,就是福利政策变成敛财工具的一整条因果脉络。
1 1849年7月,四川按察使张集馨接到调令,补授为贵州布政使,要求他立即交卸工作,进京和道光皇帝陛辞。
但等到张集馨离开京城前往贵州时,一纸调令又快马送来,说他已经调任甘肃布政使,现在必须马上赶赴甘肃。
这份新调令,是陕甘总督琦善特意向道光皇帝求来的。
因为甘肃当时正在清查地方州县的官仓亏空,可查来查去,发现同一件事有两三种结果的案例比比皆是,整个账目成了一笔糊涂账。
于是,道光皇帝命户部尚书祁寯藻到甘肃,和琦善共同查办。
然而,琦善和祁寯藻联手,也没能彻底处理这件事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琦善便想起了做四川总督时的得力下属,张集馨,请求道光皇帝派他来甘肃,把地方州县的官仓亏空,从头到尾的核实一遍。
因此,尚未上任贵州的张集馨,便到了甘肃。
1850年2月,张集馨抵达兰州,随即开始清查甘肃州县的官仓账目,而等他读完所有的资料以后,发现,甘肃地方州县的官仓亏空,几乎都是从“发银生息”这件事而来的。
所谓的发银生息,其实就是官府把公款交给商人做资本经营,官府仍然拥有公款的所有权,只是每月收取百分之一的利息,用来给官兵发放婚丧补贴,或者投入其他的公益事业。
早在隋唐时期,朝廷就曾给各级官府划拨过公廨钱,允许各级官府放贷经商,补贴公用。
到了清朝,发银生息正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。
雍正皇帝就从内库拨出九十万两银子,交给八旗经营,所得利息专门用来给八旗兵丁发放福利,例如骑兵办喜事赏六两、丧事赏十二两,步兵办喜事赏四两、丧事赏八两。
后来,雍正皇帝专门给“发银生息”制定了明确规则—— 1、专款专用,本金不动,只用利息。
2、本金和利息由数人共同管理,发现有人侵吞挪用,一律从严治罪,如果商人经营不善导致本金亏损,要向经手官员追赔。
3、每年审核本金和利息账目,确保账目清白。
4、“发银生息”的项目不能与民争利、不能放高利贷、不能抢占百姓生意,一旦违规,严肃处理。
可以说,发银生息的本意是官府给公职人员和公共事业的福利,理论上是合理合规合法的,和现在购买理财产品、存银行得利息没有任何区别。
但问题是,从隋唐到清朝,官府用来“发银生息”的钱毕竟是公款,而官府又有治理地方的绝对权力,那么官府做了债主以后,是否往出借这笔钱、借多少、利息多少、到期后如何归还,基本都是官府一言而决。
这就造成了权钱不分的情况。
可能开始的时候,官府的“发银生息”还能遵守规章制度,但随着官府出现财政亏空、贪腐盛行等问题以后,那些管钱的官员们监守自盗,便是必然发生的。
甘肃地方州县的官仓亏空,正是由此而来。
2 那晚清的甘肃州县官员,都是怎样利用发银生息,在官仓中监守自盗的呢?
其实很简单,从上到下、由表及里、循序渐进。
张集馨在翻阅资料时就发现,地方州县基本都有财政亏空的问题,有的是因为继承了前任的亏空、有的是私债太重而挪用公款,林林总总不可计数。
而在财政亏空的背景下,州县官员最方便动用的流动资金,便是官仓里的粮食—— 只要随便动动笔,把官仓里的新粮写成霉变陈粮,他们就能向道府申请,低价卖掉官仓里的粮食,然后把大部分折现的银子塞入私人腰包,再把小部分交给商人生息。
官仓其实就是清朝的常平仓,每年春夏,官府把官仓里的粮食平价卖出,秋冬再平价买回,补足仓库。
遇到灾年时,官府还要调用官仓粮食,发给灾民做救济粮。
太平时节,官仓里的粮食是国家调节物价的利器,灾年时,官仓里的粮食是国家给灾民准备的福利。
但,那又怎么样呢?
对于晚清的各级官员来说,国家和百姓,哪有自己的利益和仕途重要?
专款专用和共同管理本息的明文规定,破就破了。
就这样,官仓粮食成为发银生息的重要来源,两者都从官府给公职人员、公益事业提供的福利,演变为填补财政亏空的工具。
张集馨在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里写道: “不肖州县,捏禀该管道府,以接收前任仓粮中有霉变,或一万石,或两万、三五万石不等,必须减价出粜。
道府为其蒙蔽者有之,明知曲纵者有之,批准减粜,发商生息,其实粮并未霉变也。
” 这还没完。
等到用官仓粮食来发银生息的官员离任以后,继任官员收到利息时,往往不会填补前任留下的官仓亏空,而是继续申报粮食霉变,再把这笔折现的银子和前任折现的银子合在一起,交给商人经营,收取利息。
而这些利息,一部分进了官员的私人腰包,一部分用做上下打点的经费,还有一部分用做官府日常运作的费用,反正是不会归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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